来源：金融时报
7月31日，重庆金融圈迎来了一次少见的“集体退场”——8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同一天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，正式退出行业。
根据重庆市地方金融管理局8月4日发布的《2025年3-7月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退出行业公示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示表》），6月—7月还有另外3家小额贷款公司相继退出。如此，重庆地区两个月内便有11家小额小贷公司告别市场。
这一现象并非孤例，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调整。
中国人民银行《2025年二季度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》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末，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974家；贷款余额7361亿元，上半年减少187亿元。《金融时报》记者注意到，这也是自2012年小贷行业机构数量突破5000家以来，13年间首次跌破这一关口，小贷行业进入减量提质的深度调整期。
重庆批量退出 释放何种信号
据《公示表》披露的信息，在重庆退出的11家小额贷款公司中，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启帆小贷因“取消试点资格”、重庆市北碚区汇渝小贷因“主动注销资格”之外，其余9家均因监管措施“离场”。
这种集中式退出在地方小贷行业历史上并不多见。从这几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看，也不乏有“三农”背景的主体。比如，重庆市农产品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为重庆市农产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该公司是重庆供销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直属子公司。
另外，《金融时报》记者也通过企业预警通平台查询发现，其中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早已被列为失信人和被执行人，这意味着，部分机构在退出前已陷入较为严重的经营困境和信用危机，其业务模式可能存在合规性缺陷。
毫无疑问，重庆这种“短平快”的清退节奏，展现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小贷行业风险处置的决心，可以说，这是一次对问题机构的“出清”，更是对行业乱象的“纠偏”。
从监管层面看，强监管、严监管已成为常态。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合规要求不断提升，从贷款集中度到融资杠杆倍数，从放贷专户数量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，层层细化的监管措施推动一批偏离主责主业、风控能力差、合规意识弱的机构加速退出市场。此次重庆11家公司中9家因“监管措施”退出，正是这一趋势的直接体现。
从8965家到4974家的十年
重庆的案例只是全国小贷行业“收缩”的一个缩影。从数据来看，当前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约为2015年三季度巅峰期8965家的55%，10年间减少近4000家。在贷款余额方面，2015年9月末，为9507.95亿元；2025年6月末，为7361亿元，较十年前峰值下降超2000亿元。
这些变化轨迹折射出小贷行业生态的深刻变革，它不仅是数字上的变化，更反映出行业从“量增”向“质优”转型的必然。
回顾小贷行业的发展历程，2012年—2015年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补充力量，凭借较低的融资门槛、灵活的放贷模式迅速扩张，成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短期融资的重要渠道。此后，随着互联网小贷兴起、监管政策趋严以及经济环境变化，行业暴露出诸多问题，如利率畸高、风控薄弱、不良攀升、不当催收等。如今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跌破5000家，可以说是政策调控、市场竞争与自身转型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。
在政策层面，监管部门持续细化牌照管理、划定业务红线，2020年《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明确跨区域经营限制，2025年《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行为。
在市场层面，传统银行服务下沉、消费金融公司扩容、互联网平台信贷产品加速迭代，共同挤压了传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空间，那些粗放经营、依赖高利率覆盖风险的机构难以维系。
而自身转型滞后的问题，在小贷领域颇为突出。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仍沿用线下获客、人工审批的传统模式，在数字化风控、场景化服务上发展缓慢。可以说，这十年机构数量的锐减，本质上是行业“出清”低效供给，向专业化、规范化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。
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看，小贷行业的“收缩”并非终点，而是重构健康生态的起点。随着监管框架的完善与机构转型的深化，行业正逐步告别野蛮生长的“上半场”，迈向以合规为基、科技为翼、服务实体为核的“下半场”。
未来，那些能扎根本土、深耕细分场景、构建精细化风控能力的小额贷款机构，或将继续与商业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形成差异化互补，填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。这一场持续推进的行业变革，最终完成的不仅是机构数量的“减法”，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“加法”，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更需要的角落，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完善注入持久动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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